他们是一群几乎被遗忘了的人。而在1978年，他们曾是半个世界关注的焦点。
　　22年前，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大批带有中国血统的越南难民在被剥夺了大部分财产后，在政策和机关枪的双重逼迫下，涌入中国境内。
　　在联合国难民署的要求下，中国政府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共接收了28万越南难民。其中广东、海南岛接收安置了11万。
　　这11万失去了家园和财产的难民，被安置在珠江、光明、迳口等23个华侨农场。中国政府为他们盖了砖房，配给了一些简单的家具和工具，每户都分到了一些粮食和生活必须品。从此，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农场里种植甘蔗、水稻茶叶……
　　位于广州番禺万顷沙的珠江华侨农场生活着3000多越南难民。
　　毕竟22年过去了，他们当初带回来的为数不多的一点东西，经过时间的淘洗，能保留到今天的，已属凤毛麟角。接近中午时，一位穿着雨衣的老人骑着车从地里会来，在他的头上，戴着一顶越式军盔。后来他告诉我，这是一顶如假包换的越军军盔。
　　有形的纪念物是不多了。但当我们走进他们的生活，仔细观察，仍能发现他们与越南存在着丝丝缕缕的联系。在一户人家的客厅里，一个不到一岁的婴儿正在吊在屋梁上的摇篮里酣睡。他们说，在越南就是这样，因为越南的丛林里毒虫、蛇蝎比较多。
　　在一处井台边，几个洗衣服的妇女用的都是越南产的洗衣粉。她们说，越南洗衣粉便宜，洗衣洗得白。后来我们发现，不管在哪个农场，只要有越南难民，就能买到这种洗衣粉。
　　在三水迳口华侨农场，我们恰好赶上有户难民娶媳妇。新郎是难民，新娘是清远市的打工妹。新郎领着新娘进村时，要在村口摆上几碗饭，告诉全村的乡亲，家里又多了一口人吃饭。按越南的习惯，喜酒要连摆三天。新郎告诉我，当天晚上，两方的年青人要去镇上的卡拉OK唱歌，“以前就在新房门口唱的，”新郎说，“一边是男，一边是女，唱山歌，歌词都是现编的。可惜现在年青人都不会唱山歌了，只好去唱卡拉OK。”停了一下，他又补充：“头几年还唱山歌的。”
　　农场的工作是相当艰苦的，收入并不高，年轻的一辈大多不愿继续下田。他们或者出去打工，或者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国外的亲戚身上，期待有一天，能把他们接到国外去。在村子里，不难看到大白天聚在一起打牌的棒小伙。
　　事实上，从到农场开始，许多人就不停地以各种方式走向第三国。有些人不停地偷渡，又一次次被遣返。
　　宝安光明华侨农场的陈金强原是越军的一名排长，手下管着40几个兵。1978年他们部队即将拉到中越边境上时，他的父亲以病重为由把他叫回家，对他说，我们的祖先也是中国人，我们不能和中国人打仗。在父亲的带领下，他们变卖了家产，租了一条船，从海上漂回了中国。
　　从开着吉普车，带着40多个兵的军官一下变为耕田佬，陈金强怎么也转不过这个弯。他不断地埋怨父亲毁了他的前程。于是他带着老婆不停地往香港跑，他大致估算了一下，这些年跑了有30多次。“你不知道呀，好惨的呀。每次送回来，两公婆都被罚得身无分文呀！”
　　30多次的失败，使陈金强死了心。“不跑了，我不信这块黄土不养人。”下定了决心的陈金强以军人的果断干了起来。从6头猪起家，办起了养猪场。去年他的猪场出栏生猪2000多头，几乎全部出口到香港。陈金强得意地带我们看他的几头台湾种的种公猪，这些种公猪每头值10000元。“我的猪种好，生猪卖的价钱也高。”陈金强的猪场叫“越宝”，他解释：“越，就是越南，宝，就是宝安，这两个地方造就了我。”
　　陈金强的科学养猪知识是他老婆读给他听的，至今为止他除了能在儿子的学生手册上签“陈金强”三个字外，不能阅读中文。这批被命运抛离了正常的生活轨道的中年人，在两种文化的夹缝中显得相当尴尬。22年过去了，他们中的许多人仍然以难得找到的一点越南出版物阅读以为消遣。
　　珠江农场的沈季彪家里挂着一幅大大的碳相。相上的人是他1945年就故去的爷爷。沈季彪告诉我，他爷爷在越南是一个有名气的中文教师。不过他自己的文化就很有限了。他说他也跑过，但是被抓到难民营里的滋味比在这里种甘蔗还难受。种甘蔗虽然苦，人总还是自由的。每天下了工，有着一身腱子肉的沈季彪喜欢到小卖部去坐一会儿，买一支豆奶，用一个塑料杯自斟自饮。
　　小卖部的老板叫王福佳。相比起来，他是沈季彪这个村子里最滋润的人了。王老板在越南就是开供销社的，来到农场，他最终又干起了老本行。在许多种甘蔗的农工一年只挣两三千元的情况下，王老板的小店每个月的利润就有近2000元。客人少的时候，王老板喜欢双肘支在柜台上，两只粗大的手轻轻地摩娑着台面上的算盘。有几个浅浅的麻子的脸上浮着一丝心满意足的微笑，静静地看着沈季彪们慢慢地喝豆奶。
　　22年过去了，当地人仍习惯地叫他们为“越南人”，他们说，在越南时，人家又叫他们为“中国人”。在联合国的档案里，他们是“难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