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费孝通师再访江村
　　----张祖道/图文
　　江苏吴江县是费孝通先生的家乡，吴江县的开弦弓村对于费先生更是有着非凡的意义。
　　1935年10月，费先生和同窗的新婚妻子王同惠一同去广西大瑶山做田野调查。他们从南宁到柳州，顺柳江到象县（今象州县）进入大瑶山。12月16日，夫妻二人在从象县古陈村前往平南县罗运乡做茶山瑶调查时迷路。黑暗中，费先生误触猎人布下的虎阱，被大石砸伤腰腿，王同惠急忙地去找人相救，不幸掉入溪水中丧生。费先生获救后在广州疗伤，后返北平，然丧妻之痛难于平复，于1936年初夏返乡疗养。他的二姐费达生建议他到开弦弓村去休养和调查农民生活。他去了，在那里和家乡农民一起生活了两个月。同年10月，费先生到英国的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学习，师从人类学家马林诺斯基教授，用在开弦弓的调查村料写成社会学名著、也是他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
　　1946年，我在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学习到二年级以后，就开始上潘光旦、吴泽霖、费孝通先生的专业课程，研读工业、农村、城市等社会经济状况，课余常去教师家中串门、聊天和讨教，也寻求他们对学生运动的支持。新中国成立后，我到《新观察》杂志工作，费先生、潘先生等因院系调整到了中央民族学院任教，我时常到老师家去请安和组稿。有一次谈起全国农村合作化的热闹迅猛情况，费先生说：我从1950年6月开始访问贵州少数民族、次年10月访问广西少数民族起，就一直专心于民族事务。在民院的学术、写作和教务方面都离不开民族问题，而把农村农民的研究丢荒了。“江村”的兄弟父老，一别就是21年啦！确实，自费先生1936年访问开弦弓后，这个奠定费先生学术地位的小村费先生一直没有机会再访，心中的思乡之情溢于言表。
　　潘光旦先生和我们都鼓励费先生再去家乡吴江跑一趟，看看开弦弓合作化后的情况，再做一次田野调查，再写几篇有分量的文章，文章都包给我们《新观察》发。费先生听了说：“那好，文章当然给你们，但你们得派个记者去拍照片配合。”于是费先生去申请组织一个调查小组，我们则回单位汇报，要求随行。潘先生也兴起，说是他不久要去湘鄂川边区考察识别土家族，《新观察》是不是也派人帮着拍照片？说文章也给你们。没的说，我们一拍即合。
　　费先生工作忙，腾不出手，倒让潘光旦先生先领着我，在1956年冬天，到川东南鄂西南调查土家族。回过头来，直到1957年4月，费先生才成行。费先生和《新观察》杂志文艺组的张凤珠等一行于1957年4月26日动身去江南“重访江村”，我因为要参加当年五一劳动节的采访只能随后赶去，一直忙到5月8日张凤珠第二次电报相催时方勿勿忙忙乘夜间11时的15次快车离开北京。
　　次日中午，在火车上遇见《解放军画报》摄影记者胡宝玉同志，他是去南京一带采访大茅山新四军根据地。问他工作怎么样，他说：忙、忙得不可开交，我们画报社的同志都在忙，真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鼓起大家干劲了。那是大家的心境都是这样豪情万丈，对合作化和百花齐放充满信心。我对吴江之行充满热望，一是高兴有和老师一起工作的机会；二是很高兴能有机会到恩师家乡观看合作化后的农村新貌。
　　10日晨到达苏州，找到长途汽车站，乘坐去往吴江县震泽镇的汽车。这是一辆木炭车，不是运输木炭，而是燃烧木炭产生汽体取代汽油推动汽车架驶的。这种在抗日战争流行的木炭车当时在一些农村公路上还能见到。汽车一直向南行驶，到达平望后，换乘16人的小公共车偏西继续前行。江南平原不见山丘土坡，只是桥多河多，经过梅堰后，于9时三刻到达震泽镇。从镇上到村子没有公路，再走就是水路了。震泽的小码头就在桥下，桥上桥堍就是一个热闹的小市集——卖菜，卖鸡鸭鱼蛋，还有好几个小孩，每人抱着一只大白免，当时的农村集市还是较繁荣的。很快就雇到了一只售完货回村的小船，一叶扁舟静静的在小河里滑行。初夏的水网田野，一片开阔，空气清香，景色宜人。这就是费考通先生幼年生长的故乡呀。他从吴江而苏州，而上海，而北平，进了燕京、清华大学，1935年在清华社会学系获得硕士学位，因为学习成绩优异，获庚款留学名额。
　　直到正晌午过后，小船才把我送到开弦弓村。开弦弓就是“江村”，“江村”是费先生1936年调查开弦弓时给它取的社会学学名。
　　我伫立在路端眺望整个村子，有一条小河分成两支穿村流过，沿河两岸拥挤着房屋。河里泊着小木船，船旁游着鸭子，岸上满是水田桑园和菜地。村的地形特别，像一张拉满弦的弯弓蓄势待发，所以起名开弦弓。除了村名以外，它和太湖沿岸，以及江南水乡其它千千万万村庄一样，普普通通，劳动生产，养家糊口，没有什么异样。正因为它的普通，它的同样，费先生把它调查介绍，它就成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江南农村的代表、典型，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到了村里见到费先生，大家都很高兴。费先生告诉我说：“我和二姐（费达生先生），还有一起从北京来的青年朋友在村里做调查，进行家访和分批召集老年社员座谈1936年前后，还有日本侵略军侵占后的生活、生产，收入和消费情况。算农业账，也算副业账，二十多年的账，二十多年的日出日落，算起来复杂呀，麻烦呀。我和青年朋友和平共处在他们住的楼上，每天晚上打算盘、摇动手摇式计算机，把手都摇酸了，天天干到深夜。你想想，每人要上下扒拉算盘珠子千百次，摇转手柄千百次，那是很难数清的工作量。但是，有一个办法，我们计量灯油，这半个月，平均每天烧掉煤油一斤。你就可以惦量出我们每天熬夜到几更天。社会调查不是串门儿，不是回娘家。调查不单是拟几个问答题，印成表格发下去。也不是当面的一问一答，那样是得不到真实材料的。假材料做出的统计数字和结论都有无法正确，你白干了！”
　　费先生又问我：“除了大一上《机关参观》课，每星期一次全班同学跟着老师去参观访问一个聋哑学校，一个精神病院，或一所监狱等、一次写一篇初级的报告以外，你还做过较正式的调查吗？”
　　我回答道：“在校时曾和几位高班同学跟陈达，袁方等先生做过一次上海工厂调查约三个月。先是工厂概况调查，约有三四百家。完成后，又留下我和另外几位，做个案调查，要设法访问各个工厂的工友，才知道调查的不易，才知道得一份够质量，讲真话的记录的困难。没有一位厂长、一个“工会”乐于介绍那怕一个符合工龄、工种的工友给你，都是一推二拖三糊弄。接谈几句，就能发觉他言不由衷，没有实话。直到有一天，一个工厂的工会干事怀疑我是共产党，阻拦我自己找工友访谈，几个人围着我，要拉我去警察局。我说去宪兵司令部都可以，你们不够格，硬是不给看证件，他们搞不清我的来头，只好灰溜溜的走开。他们走开了，工友走近了。有两位工友自动过来说，那是工贼、特务，勿要理他。下班后，到我家去坐坐。这样，我得到机会上工人家细谈，得到几份有分量的个案材料，他们又介绍我认识其他工厂的工友，打开了局面。”
　　费先生说：“做个社会学工作者是不容易的。我在开弦了有个优越条件，我姐姐费达生在这里推广桑蚕缫丝业十几年，人际关系好，连小孩子都出她的名字，所以我去访问，乡亲们都欢迎，有问必答。我们现在调查到副业，种类多，问题复杂。你就专心拍摄，我不提什么要求，就拍村子的生产和生活。总的情况就几句话：解放了成立了新中国，农民信心大增，原来是个体户，然后组成春助夏散的互助组，去年又由初级社扩为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人们干劲更大。所谓形势大好，问题不少。你先拍两天，会有感觉再谈。”
　　我从11日起，拍了两天照片。11日是农历四月十二，正是黄梅天即将来的时候，阴雨绵绵的时候居多，适于拔秧插秧，容易生根成活。湿度大，则不利于养蚕，容易得病。开弦弓村合作化后，由年前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到1956年夏成立联合第二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合作化后，有一些优良生产方式依然保存下来。如养蚕室，农民是将改良蚕种集中科学消毒、孵化、喂养。蚕宝宝三龄（三眠）以后，发育长大、食量大增、体质强壮，就分蚕匾（蚕箔）用船摇送到各组喂养。今年他们已有一批上簇结茧，送往收购站。我去的时候，又有一批已达三龄，不再害怕湿冷了。水稻田里正忙着插秧，村里，有经验的社员还在河里浸泡稻种，这是晚稻种子，大田里的秧苗是春花（早稻），社里种的是双季稻，总产量就高。
　　第二天晚上，我去见费先生，我说：“农业生产合作化就是好，团结就是力量，集体好办事。去年粮食增产，社员分到的粮食多了。但是也听到小孩说米饭不够吃。拍照时看见有不上学的儿童，背的不是书包，是箩筐，到处割草，用来喂家里圈养的羊和兔。不像我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盟看到的在大草原上千百头牛羊在大草原上游着牧着。这里是走进屋里才见羊，掀开缸盖发现兔，小打小闹。水村的船和城里的自行车一样多，一出门就上船，我还被送上村外几个小岛一样的小水田小土堆上拍照。感觉就像我家乡山顶上的小梯田——放不下水牛的四条腿。河畔宅旁泊着的空船很多，只是用来上下工的话，利用率低了些。
　　费先生回答说：“你还是看出了一些问题，农业合作化是古往今来一大进步，新事物就会出现新问题。开弦弓位居苏州、杭州之间和太湖之滨，所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鱼米之乡，农民的生活水平和收入，要比其他地方的高。但是这儿人多地少，苏州专区九个县，每人平均只有一亩八分地，仅靠农业生产养家活口是不够的。
　　我问：“除了粮食生产，还能生产什么呢？”
　　费先生说：“生丝，千百年来，苏杭一带是丝绸的主要产地。过去，这儿的‘辑里丝’畅销国外，但是到二三十年代，我们土法生产的生丝敌不过后来居上的日本丝。销量和价格大跌。我的姐姐费达生，一辈子从事蚕桑事业，1920年她从苏州的江苏省女子蚕业学校毕业后，去日本东京高等蚕丝学校学习制丝。1923年毕业，于秋天返回母校工作。1924年，达生姐带着改良蚕种和养蚕新技术来到开弦弓，帮助发展养蚕事业，又于20年代末协助开弦弓组织生丝机制合作社，创建采用新法的机器缫丝制丝的开弦弓合作丝厂。1929年夏初春蚕结茧时开机缫丝，产品畅销上海和国外，发展了这一主要副业，并且培养了不少本村女技工，使村民提高了收入。姐姐和村民关系融洽，因此我1936年的调查非常顺利，写出了《江村经济》。
　　我说：“那时在清华上课时听你讲过，只是简单介绍，你的原著却一直没能读到。”
　　费先生说：“在伦敦出版时，是英文写的，书名用的《中国农民的生活》。抗日战争爆发，我急于回国，于1938年回到祖国的昆明，一直工作忙，生活不安定，还没有把它译回中文来。”
　　我们又扯回到副业的今昔，费先生说，1936年，开弦弓的船只也很多，除做家用交通工具外，又用它罾河泥做水稻的基肥；到秋闲，摇着橹去做买卖和替人运输货物，就是重要的第二副业，可以赚不少钱；其它如养羊养兔，粪尿是很好的追肥，也可以卖，出卖羊兔，也是一笔收入。那时种的是单季稻，不种春花，平均每亩产350斤，除去税收、盘剥，生活很大程度靠稻作外的副业。在开弦弓这样的水乡，没有副业补助，生活就会很艰难。
　　1936年的开弦弓，依靠农副业双收入，加上生活节俭，日子过得还可以。进入高级社的开弦弓，1956年种的水稻，长势良好，预期亩产700斤，社员们很高兴，于是“一天三顿干饭，吃到社会主义”成了大家的口头禅。八月一场台风，把产量降为559斤的中等丰收，使得少数家庭感到口粮紧张。
　　副业方面，社员养蚕的积极性很高，可是桑叶减少了很多。原因一是日军占领时期，为了防止游击队袭击，日军砍伐了大量桑树；二是桑树老化，桑田削减；三是原来种桑养蚕在各个地域形成的自然分工被打破，各地从种桑到生丝加工自成一体，也就是自我封闭，造成开弦弓这些传统的养蚕区买不到外地桑叶等等，都限制了养蚕事业的开展。村里原有的合作丝厂也被日本侵略军破坏拆毁。舟船水运，县镇建立了航运公司，个人就不能私运了。羊兔受饲料产量限制，无法更大发展。
　　费先生的意见是，合作化之后，副业和手工业萧条，粮食也比较紧张。副业的收入比1936年要低，有些农民的日子甚至比1936年还有所下降。认为农村要解决“吃饭”问题，就要发展副业和乡土工业，并建议恢复合作丝厂。
　　从1936年到1957年，费先生一访二访开弦弓，对这个时间段开弦弓社会经济的变化，费先生在《再访江村》一文中有着详细描述和判断，其中的忧虑也是明明白白的。但是这种判断和忧虑即使是基于科学的调查和理性的思考，在当时也是不合时宜和难于面世的。
　　从开弦弓回到北京，不到一月反右就开始了，接着就是二十年的不断的运动，直到1981年，费先生荣获赫胥黎奖章，这是国际人类学的最高学术荣誉奖。为了准备在颁奖仪式上的演讲，费先生才有机会三访开弦弓，而这离他二访开弦弓已经整整24年了！其后的造访则十分频繁了，先后有二十多次访问，我也五次随行，但令我最为难忘的还是1957年那一次，毕竟那一年是中国政治和农村社会一个重要节点，也是许多中国人人生的一个痛苦转折时期！
　　我的老师、父辈费孝通先生，因病于2005年4月24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闻讯哀痛悲悼，不能自己！
　　谨以此文缅怀恩师六十年的谆谆教导和关爱！
　　五月开弦弓——农桑社会的绝景
　　1957年5月，开弦弓村。人们带着昨夜忙蚕的疲惫在鸡鸣中醒来，摇着船下田作稻。小清河的两边密布着青瓦白墙的水乡民居，整好的水田里散发着肥沃的气息，茂密的桑树在人们不断的采摘中奋力地抽枝发芽。车水、采桑、整田、栽秧、割草、抓鱼、纺丝、妇女们在田间休息时还不忘纳几针鞋底……忙蚕事、忙稻作、忙学习、忙祖先传下来的在这个忙的季节所要进行的有关稻作和蚕桑的规矩仪式，还要忙新社会的时事政治－－开弦弓的五月是大忙的暮春，小学生也投身到农桑之中……
　　开弦弓，是苏州吴江县的一个小小的自然村落，太湖东岸水网地带中的一个“半岛”，小清河绕村而去，恰似张开的弓弦，开弦弓村由此得名。在中国的农桑学、社会学和乡村建设史上，开弦弓都留下了它的名字。
　　苏州吴江是蚕丝学家费达生和社会学家费孝通的家乡。费达生先生是费孝通先生之秭，从二十年代开始，从日本留学回来的费达生先生即深入农村，组织蚕丝合作社，改进养蚕制丝技术，倾力于乡村建设。她创建的开弦弓村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是中国很早的乡村合作手工业。1936年费孝通先生接受其姊建议，到开弦弓村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调查，其名著《江村经济》就是此次调查后写成的。由此提出发展乡土工业的主张，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江村就是费孝通先生给开弦弓取的“学名”。 开弦弓，作为观看中国乡村的一个窗口，被学者关注了半个多世纪，并一次次引发了人们对中国乡村社会的生存思考。
　　1957年5月，费孝通先生再访江村（开弦弓），摄影家张祖道先生跟随其师，拍下了这些照片。回到北京，费先生等人都加冕为右派，然后是文革，直到1981年费先生才有机会三访江村，其后到开弦弓的次数逐渐频繁，张先生尽力同行，用摄影记录这个水乡小村从50年代从事农桑到90年代工业化的变迁过程。
　　这里展示的是张先生1957年5月在开弦弓村所拍摄的部分照片。而今已是耄耋高龄的张祖道先生，40年代毕业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师从潘光旦、费孝通诸先生。因为社会学的师承和实践，张先生的摄影和当时的潮流颇有区别－－不是高大全的政治摄影，也不是吟风弄月的沙龙照相，而是社会学原则下的记录摄影。因此，我们才能够看到这些珍贵、平和并富有人文内涵的图像。
　　一百年前，广州蚕丝业正处于鼎盛时期，因为煮茧缫丝大量烧柴（苏杭已改为烧煤），以致于在番禺、顺德造成柴比米贵的情形，由此甚至使北江沿岸许多地方变成童山秃岭。但是我们没有看到记录这种“胜景”的图像。仅仅20多年前，珠江三角洲的桑基鱼塘依然有赫赫盛名，但是我们也见不到有关于此的、系统的图像文献。由此看来，张祖道先生在1957年记录的开弦弓，就是几千年传承、熟透了的自然农桑经济和农民生活的一幅绝景（57年之后，是彻底的计划经济了）。
　　在50年后看半世纪前，从珠江之畔遥望太湖之滨，在酷暑中感觉春景，于全球化的喧嚣中回想那农桑田园。张先生的图像给我们心灵许多平和、启迪还有感动，就像一见这位平和的长者就能感受到冬日和煦阳光般的温暖一样。我打电话给张先生，想请老人家为他的图片写一点文字，他说“每次到开弦弓费先生都有文字，费先生写了，我就只是写一点日记，专注摄影。”虽然张先生有“费先生写了”的谦虚，但是张先生的照相确实是费先生文章的极好的补充，同时会让更多的普通人知道开弦弓，进而关注中国乡村社会。（文/颜文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