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年初的一天，笔者正在旅行之中，接到了一个自巴黎打来的电话，是法《V.S.D.》杂志看到了我于1997年底拍摄的一个的故事。所谓《V.S.D.》就是周五、周六和周日的缩写。编辑向我问到故事中主人翁杨元会其人的现状，立刻挂通了一位朋友的电话，是他引荐我认识杨元会先生的。当年的北庄村没有通电话，连手机也通不了。今天也许通了电话，可是杨元会的号码也不能得知。这位朋友由电话中告诉我，自2002年起壶关县的电影发行已经停止了，也就是说杨元会已经不能再干这一行了。挂断这位朋友的电话我在想：1997年底的一幕应该是农村电影事业的最后一幕。杨元会先生自己如果还保留了一两部电影拷贝的话，他的那架上海产的放映机应该还是能转动的，他就真的如同他那天调侃中所说的了：“如果真的没有人看电影了，放给老天爷看好了。”根据一条《山西日报》上的消息，1997年底的一天笔者冒着严寒踏上了寻找仅存的电影放映人的之路。
　　太行山区的一个县城——壶关县被煤炭取暖燃烧之后的气味所笼罩，县电影发行站里的气味更甚。这里似乎自1970年代之后，时间便固定下来，改革大潮还没有冲击过来。据介绍，全县依然有登记注册的电影放映员110个，由县发行总站去长治市电影发行公司租来电影拷贝胶片。再向全县5个发行分站发送下去。但是县城中唯一的一家电影院，因为无人看电影已经关门，在寒风中更是显得凄凉。
　　记不清楚是哪一年，法国戛纳电影节上一部金棕榈奖的获奖影片《天堂电影院》，故事的大意是说意大利一座小城中的一座电影院的兴衰，电影中的男主角自幼在这座电影院中长大，中年之后回家乡看望父老乡亲。当又面临这座已经颓败了的电影院时，思绪连翩，一幕一幕当年的盛景浮现眼前，感慨万千。当年的这座电影院几乎就是这座小城的中心，每上映的一部新片，也就是这里人们兴趣的中心。这部获奖影片是以倒叙形式进行，弦弦紧扣。让观众回想起自己曾经有过的类似经历，时时高潮迭起。
　　就笔者的经历而言，跟着父母奔向电影院的一幕也依然清晰如故。一般都是周末，在去往电影院的路上，左右拉着父母的手，一用力便可以如同荡秋千似的荡起来。平时不让吃的零食也可以吃到了。至于银幕上的画面，今天已经想不起来什么了。回家的路上，大都是已经睡着，由父亲背着回来的。待到上了小学，由学校组织去看电影，便是一项仪式性很强的活动了。先要在学校里排好了队，队形队列一番。上得大马路来，行人和车辆也必须让行。进得电影院里便如同炸了锅一般，同学之间说话必须得高声喊叫才可以听见。就连电影的放映之中，也难得安静多少。次日，电影的情节便是话题，而且课堂中也会穿插着对于影片的提问或者是讨论。影片中的英雄自然也就是同学们的榜样，反面丑角也就是同学间的笑料了。学校的寒暑假之前，会由每一个班级组织自己的电影票务，每位同学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在一个长长的电影名单中进行选择。当然也要注意影片的放映时间，是否与全家的外出相冲突。也可以和相好的同学约在一起，这样便可以在假期中以看电影为由再聚上几次。只是往往一放上假，心便玩野了，常常是忘掉了所该看的电影。事后自然是后悔不已，只能等开学之后听同学之间的绘声绘色了，而自己还差不上嘴来。
　　言归正传，寻找仅存的电影放映人并没有旗开得胜，我们租了一辆车，找到的第一个电影放映员称近来没有老乡来请，已经有些日子不曾放电影了。我们继续往大山里去，在北庄村的一个窑洞里找到了杨元会先生。杨先生称当晚就有电影要放，而且是本村。我们喜出望外，又请杨先生为我开了一个窑洞，便可以留在当地了。我的那位朋友跟车返回县城。北庄村座落在一个山沟子里，村子对面的山上还有一座城堡，据老乡介绍，城堡是用来躲土匪的，最后一次使用是在抗战时期躲避日本兵。也还真灵，日本兵居然没有去攻打城堡。北庄村的居民可以说是一半住房屋，一半住窑洞，村子后面的一片山梁已经退耕还林。“农业学大寨”时期建设的一点水利设施也已经荒废。杨元会的庭院里养着不少家畜。由他太太向平花操持。全家也种着4亩旱地。
　　中午他们的两个女儿放学回家，大的12岁，小的8岁。北方农村的饮食非常简单，就是大馒头和一点咸菜。除了节庆喜日，肉是见不着的。饭后，杨元会将他的电影放映机请出来，架在窑洞中进行清理。1979年他们结婚时箍的两口窑洞，这是当地人的说法，也十分形象化，因为建窑洞先要搭上一个拱架，再箍上石头或者是砖，然后才是培上厚厚的泥土。杨元会一家睡在一个窑洞之中。因为山西产煤，冬季取暖不是问题，也没有看见传统的土炕。倒是为我开的一间窑洞里盘了土炕，也是和他们用来做饭的火炉相连着的，一边做着饭，土炕也就被烧热了。
　　这架电影放映机是16毫米的，也就是说整个农村的电影放映体系使用的是这个规格。机器是上海产，杨元会自10年前购得，当年付款2000元，曾是一笔不小的投资。北庄村有1500人，300余户，只有杨元会的一架电影放映机。下午笔者陪着杨元会在村中的一块空场子旁的一间房屋上吊起银幕，全部放映家当由一副挑子便挑走了。今天是东家的小孩过周岁，这是乡亲的规矩，有红白喜事，生男孩过周岁皆要请电影，钱当然是东家出。今天上映的是国产武打警匪片《摇滚杀手》。问杨先生“是否东家点电影看”，回答是大都由放映员取到什么片子，乡亲们便看什么片子。再问“如果片子实在不好，没有人看怎么办”，杨元会的回答就更妙了：“反正看电影的人越来越少了，真的没有人看了，放给老天看好了。”还好，当晚还没有悲惨到如此境地，天黑之后，老人、小孩陆陆续续搬着凳子前来，当然已经见不到笔者小时候经历的一场露天放映场面了。不仅是万人空巷，而且数里路之遥的乡亲，也是扛着板凳、打着手电，前来助兴的。而这场魔术的中心就是电影放映员和他那架神秘的放映机了。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倒是先出台了一批所谓“毒草”影片，跟着批判之际倒也看过几部。也就成了10年文革之中的美好回忆了。因为之后的日子，腥风血雨。电影、戏曲皆由国家最高领导来审批，老百姓只能是来回反复地看几部有限的电影。仅仅是这几部有限的电影，也成了这段年月中可以得到的一点点放松了。我想，在今天如果说到《地道战》、《地雷战》和《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也是可以找到应和的。再往后一点的《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1918》更是被人们不厌其烦地看上10遍20遍，每个人都会背出一通电影中的台词，或者是列宁，或者是瓦西里，或者是托洛茨基。但是主要的兴趣，还是电影中的亲吻场面，和其中芭蕾舞《天鹅湖》中的一场，加上是柴可夫斯基的音乐原创，在每天被“样板戏”和革命歌曲搞得麻木不仁之际，真如同一股暑天清泉。
　　在文革后期，也曾公开放映过一批朝鲜、越南和阿尔巴尼亚的电影，大家先是持怀疑的态度，怎么还有姑娘？怎么还要卖花？不反帝反修啦？后来还真是事实了。因为该片的故事缠绵，曾有影院中哭声四起之事。大都是因为当年文革之惨烈，观众以银幕人物自比，在黑暗中涕泪奔流一番，也可以痛快几分钟。最后有“朝鲜电影哭哭闹闹、越南电影真枪真炮、阿尔巴尼亚电影搂搂抱抱”之说。因为当年的越战正值火候，所以拍摄之电影也无不枪林弹雨，而阿尔巴尼亚到底是欧洲国家，稍微地人情味了一点，我们的文革同胞也难以招架。最后几部由党和国家钦定的是罗马尼亚电影，但放映场次加以限制，一个单位的人必须由抽签来定谁可以前往。当时我也就没有气力去与同事们争这一殊荣，而自己有位好友正是某家影院的广告员，请其为我在黑暗之中寻一张座位还是可以启齿的。
　　终于，电影可以开禁的一天到了，那时在1970年代的末期。曾经有段时间是大小影院剧场皆长时间不停轴地放映，似乎所有库房之中可以找到的旧影片皆拿将出来放映一遍。笔者记忆中曾经在这段时间里看过几部不朽之作，例如《罗马——不设防的城市》、《马门教授》等等。大家都有一种心境，就是要补回文革中失掉的机会，可以不吃饭，不睡觉，人们已经饥渴了太久。可是好景不长。自1980年代至今，应该说电影是每况愈下。上世纪90年代初，笔者曾在江苏洪泽湖的采访中，经历过一次湖中渔民的电影放映。当晚由一支流动电影放映船，在湖中支上架子，方圆数公里的渔民皆驾船前来观看。相比当年鲁迅描写的社戏场面与之相距不远。只是没有“悔不该，酒后斩了郑贤弟……”之唱段，而改换了一部当时的国产警匪片而已。
　　太行山区下过一场大雪，第二天，笔者与杨元会一同蹬自行车去另一个村子换电影拷贝，拷贝胶片的租金最低为15元一天，最高的可以到100元一天，在当地历史上租片价最高的是《开国大典》。笔者在想，虽然说电影的盛世已经过去，电视机已经深入到每一个角落。但是说实在的，每天让老百姓看大同小异的功夫片、警匪片，确实也是乏味。如果影片的内容更贴近大家的生活，惩恶扬善，弘扬伦理、文化，是否会改变一下的窘境呢？杨元会孤独的单车行驶在村际小道上，倒是点缀了一点点的生气。笔者与这位孤独的电影放映员一同度过了一周的时间。
　　当笔者回答完了《V.S.D. 》编辑的提问之后，依旧继续行程。但是无论走到哪里，是坐车还是坐船，还是进饭馆吃饭，甚至连在飞机上……总是有一架DVD机器在连轴不停地播放着港、台、大陆和好莱坞的武打、警匪片。刀光血影，人肉四溅，一片打杀。张艺谋的《英雄》也在其中。我实在看不出谁杀谁，谁应该杀，不应该杀，为什么杀，最后又能杀出个什么结果来？为了减少耳朵里不停灌进的打杀声，只能是找两块棉花将耳朵堵起来。
　　说是人类最早先的时代叫作英雄时代，东方有夸父逐日、女娲补天，西方有宙斯诸神，荷马和伊利亚特……之后就是青铜时代，最后才是黑铁时代。到了黑铁时代就是打打杀杀了。电影的历史是否也是如此？最早有郑君里、周璇、英格丽·褒曼，最后就是剩下李连杰和秦始皇了？（图/文 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