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个月来，由于采访慰安妇，我常常被她们讲述的故事的噩梦惊醒，失眠也越来越严重。夜深人静的时候，眼前总会出现一张张饱含沧桑的面孔，那一段段悲惨的遭遇敲打着我，让我心里不是滋味，久久不能平静。
　　2005年5月，我们开始寻找海南岛境内惨遭日军蹂躏的慰安妇。经多方打听证实，海南省内已发现有21位“慰安妇”幸存受害者，其中四人由于年老和疾病已经去世。于是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我们寻访了陵水、保亭、琼海、澄迈、临高等市县，行程2000多公里，走访了二十多个村镇，找到幸存的17位老人，对她们进行了采访拍摄。
　　五月的海南正值极其炎热的酷暑，穿过宽阔的热带雨林和叠嶂起伏的山峦后，我们来到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七仙岭下的加茂镇北赖下村，在一间偏僻的小屋里见到了现年80岁的陈金玉老人。老人自己织布、酿酒，过着平静的生活，可谁也没有想到，在几十年的平静生活背后，这位老人忍受了怎样的一种欺凌和痛苦。
　　眼前的陈金玉老人身材瘦小、干练勤劳，在明白我们的来意之后，向我们讲述了她的不幸遭遇，她说那一段经历在以前，她根本就无法启齿。
　　1940年春天，日军从藤桥路过加茂侵占了保亭县城，在加茂河边建了个据点，在这里驻扎着一个小队，他们抓民工开路架桥，种植蔬菜供应军需。这个据点距离陈金玉家只有两公里。“1941年初日军建立据点时，我才16岁，”陈金玉老人慢慢打开话匣子。她当年已经出落得小巧水灵，不久就被日军征去当劳工。开始是去种水稻和蔬菜，之后她被编入“战地后勤服务队”。当时陈金玉还不知道“战地后勤服务队”是干什么的，只觉得当了队员比劳工要轻松一些，但要是谁不听话，就要被日军鞭打，当“四脚牛”在地上爬行。
　　陈金玉当上“后勤服务队”队员后，被安排去抓烟草虫，有一个日军监工天天监视着她的一举一动，一双眼睛充满着淫亵。“记得那是五月节的前两天，我刚当了七天的服务队员。那天中午正在和姐妹们吃饭，日军监工来到工棚，唧唧呱呱说了一阵，翻译对我说‘皇军叫你现在去他的房间，有事找你！’当时我非常害怕，但不得不去，害怕被打。”老人回忆说，当她一进入日军监视房间，门就被关了，她惊叫了一声，结果就挨了一个嘴巴，她痛得嘴都要裂了。日军监工比划着要她脱下裙子……陈金玉痛得叫了起来，结果又挨了一个嘴巴……之后，陈金玉带着斑斑血迹回到了工棚。
　　被强暴后，陈金玉非常伤心，趁日军监工不注意逃回家，结果被发现了，又把她抓回来，用“四脚牛”来惩罚她。老人介绍说，“四脚牛”是日军把战刀倒插在地上，要她弯着腰手脚着地，战刀锋利的刀刃刚好抵住她的腹部。如果敢抬头，就会遭到日军的棒打；但如果累了撑不住，就会被刀刃凿穿腹部丧命。做“四脚牛”非常痛苦，累得一会就撑不住了。老人挽起衣服把后背给我们看，后腰上还有明显的被日军棍棒打击的伤痕。老人还指着脸部几条伤疤说，这些都是日军用战刀在她脸上划的，几十年了还是那么明显。
　　此后，日军监工变本加厉，经常换人施暴，陈金玉便一次次被监工、士兵折磨，在一起的姐妹们命运也差不多。但是她是其中最惨的一个，天天都要遭到几个人的强暴，简直生不如死。有一天下午，陈金玉和姐妹们一起到加茂河洗澡，过河东边不远就是她的家，她便偷偷潜过河，爬上对岸就跑，结果被岗楼上日军哨兵发现，很快又被抓了回去，等待她的是更加凶狠的一阵棒打，之后把她关了起来。第二天一早，陈金玉又被拉到操场上做“四脚牛”。
　　“当时正在下大雨，身上刚刚被打了很多伤口，雨一淋就痛得不得了，我没有爬几步就趴在了泥水中，动弹不得”老人回忆说，当时要不是其他姐妹通过翻译向日军苦苦哀求，她可能早就没命了。之后，日军的监视更为禁严。
　　陈金玉和姐妹们在日军的“战地后勤服务队”中过着非人的日子，天天都要受到日军兽行的凌辱，被日军强暴过多少次她也记不清了，多则一天两三人，少则一人，就连月经来时也从来没有放过。
　　记得1945年6月的一天，日军部队里个个持枪上上下下，显得很紧张。陈金玉感觉到情况似乎有变，便趁日军慌乱之际，天刚黑就摸过加茂河抄近路逃回家。刚一到家，日军就追了回来，看到日军穷凶极恶地追过来，她当时就被吓坏了，紧张之中跑进保长家，保长叫她跑到荒山里躲起来。在逃跑中，她还远远的听到翻译大声对保长说什么皇军在追捕共产党分子。
　　陈金玉连夜逃到万总村朋友的山寮中躲起来，整整两个月都不敢露面。有一天朋友告诉她，说“哑客”（当地人把日军称作“哑客”）下海了。她才小心翼翼地从小路摸回家，到家后听村民说日军据点里已经空无一人。
　　日军投降后，陈金玉经人介绍嫁给了一个当长工的农民，夫妻感情很好，一直过着平静的生活，直到14年前老伴去世，她现在由儿女抚养，还靠卖椰子、槟榔挣点生活费。
　　陈金玉老人告诉我们，幸好当初她没有吃日军发的“预防丸”，所以先后生了二女三男，现在也能儿孙满堂。但是每当想起在日军战地后勤服务队里受到的种种凌辱，她就更加痛恨日军的罪行。她说自己老了，不能去索债了，但这是一定要偿还的。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还先后寻访了符美菊、王志凤、李美金、蔡爱花、蔡美娥、卓天妹、郑金女、符桂英、林爱兰、陈亚扁、林石姑、黄有良、杨榜、林亚金、谭亚洞、邓玉民等老人，她们全都是日军入侵时被强行施虐的对象。我们深深地感到，曾为“慰安妇”的经历给这些受害者的身体和心灵都留下了难以治愈的创伤。她们心理遭受了巨大的打击，身体也过早地失去青春，患上头痛、腰痛、腹痛、神经痛、肢体残疾等疾病，丧失正常的劳动能力。许多受害者还失去了生育能力，一生未孕，日子过得孤苦伶仃。这些老人与同时代的人相比，有着更多不可言述的苦楚，面容也显得更为苍老。
　　2001年，林亚金、陈亚扁等健在的7位二战前受害者“慰安妇”老人签署了委托书，委托北京方元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康健，向日本东京地方裁制所递交了诉状，控诉日本政府，要求公开谢罪，并对她们过去被强迫充当“慰安妇”所受到的伤害给予赔偿。
　　2005年3月，林亚金老人成功赴日出庭作证，她说这一举动已经表明，她们不再是沉默的受害者。
　　（黄一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