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旱逢甘露，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自古及今，中国人传统观念中的人生四大乐事，结婚，毋庸置疑是不可或缺的一个，再没有比遍贴的红彤彤大喜字更能教人满心欢悦的了。常言道，婚姻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夫妻关系是世间人伦的肇始，男人与女人的结合也是自然造化规律的使然，关乎人类自身繁衍和文明传承，因此不论古今中外，何朝哪代，结婚都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度、每个家庭马虎不得的要紧事。婚姻，本来似乎该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情，简单明了，却因了姻亲的出现而有了血缘的联结，联结起了原不相干的两个姓氏、家族、村寨以至民族、国家。婚姻是一辈子的大事，厮守百年，难逢几度，理当严肃、喜庆而郑重。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一切都显得是这般的顺理成章，合乎法理，有章可寻，于是，便自然而然孕育出了婚礼仪式，通过一整套的婚仪向社会大众宣告是明媒正娶，六礼齐备称为“聘”，六礼不备称为“奔”，如果不遵从礼制便是世俗鄙薄、斥责的私奔，合情、合理、合法，婚礼成为了两个人结合不可逾越的见证。地域的不同，民族的差异，形成了各具风格的婚仪，进而成为地方文化、民族文化中最为特色的婚俗文化。所谓的婚俗文化，是以婚仪为主心，围绕普罗大众恋爱、嫁娶和生育所形成的关系、行为等文化现象。谈情说爱是婚姻的前奏，嫁娶仪式是婚姻的肇启，生儿育女则是婚姻的后续。自从有了人，便有了婚姻，尽管今人无法考究最早的婚姻源于何人何处，但中国的婚俗文化却是源远流长，据司马迁《史记•补三皇本纪》记载：“太皞庖牺氏，风姓，代燧人氏继天而王……于是始制嫁娶，以俪皮为礼”又据唐代杜佑《通典礼典》记载：“遂皇始有夫妇之道，伏羲氏制嫁娶，以俪皮为礼”可见，早在远古的神话时代，华夏大地上就已经萌生了以双对鹿皮为聘的婚俗文化。
　　民谚常说：“天上无云不下雨，地上无媒不成亲。”《诗经•齐风•南山》也有言：“取妻为之何？匪媒不得。”娶妻必得媒介，无媒不成婚姻，《礼记•坊记》归纳为“男女无媒不交。”媒人起的是居中调停的作用，牵线搭桥，撮合因缘，事成可得财礼若干答谢。中国汉文化下的男女情爱素来不自由，女子待字闺中，深居浅出，缺乏结识男子的机会，无法自己挑选心上人，即便抛头露脸，亦是男女授受不亲，不得不仰仗父母家长代劳，邀来媒人协办，委定终身，久而久之，封闭的社会交往风气，促使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惯习浓烈地传袭下来，尽管扼杀过不少良缘佳话，尽管不乏青年男女反抗抵制，但终究无损于其社会主流意志的强制地位，因此《孟子•文公》说道：“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云隙相窥、踏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
　　传统文化的汉式婚仪蓝本出自周朝，历朝历代虽略有增删，大致上仍沿袭如旧。杜佑《通典礼典》有载：“娶妻必告父母，夏亲迎于庭，殷于堂，周制限男女之岁，定婚姻之时，亲迎于户，六礼之仪始备。”周定六礼，遂为圭臬，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布衣草民，概不例外，自此形成了婚姻具体实施的六个阶段，《周礼》分别称之为：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加上聘书、礼书和迎亲书的结合，统称“三书六礼”。
　　纳采，是男方请媒人到女方家上门提亲，探询意向，倘使女方家长允诺议婚，则男方随后置备财礼正式向女方求婚。求婚时必须携上活雁，《仪礼•士昏礼》说：“昏礼下达，纳采用雁”以示让人接受采择之意。之所以古礼重雁，其一是因大雁作为候鸟，知冷暖，顺阴阳，可喻征男女婚配；其二因大雁是有情义之禽，一旦失去配偶，则终生不再另配，以勉励夫妇忠贞不二。
　　问名，由男方托媒人询问女方的芳名小字和生辰八字，以准备占卜合婚。《仪礼•士昏礼》载：“宾执雁，请问名”问名依旧带雁执行，一般文辞多为：“某既受命，将加诸卜，敢请女为谁氏。”如若女方无异议，便依例授礼，由男方寻找术士按男女八字测定吉凶，俗称“合八字”。
　　纳吉，是男方合过八字之后，把占卜合婚的消息反馈女方，八字相合，婚事程序继续，八字相冲，则婚事就此打住。仍旧以雁为礼，作为婚姻缔结已定的信物，其后发展为借用戒指、首饰、绸缎、饼食、香烛以至猪羊等物品代替，实际上便是订婚，又称“订盟”，俗称送定、过定、定聘。
　　纳征，男方派人将正式聘礼送往女方家，种类数量要比订婚时更为丰富，且皆须取双数以讨吉祥兆头，又称纳币、大聘、过大礼、完聘。按旧例多以鸟兽为礼，称为“委禽”，崔駰在《婚礼文》中载：“委禽奠雁，配以鹿皮。”不仅依旧需要大雁，而且配以鹿皮，又如《仪礼•士昏礼》记载：“束帛、俪皮，如纳吉礼。”俪皮，就是成对的鹿皮，伏羲氏时所开创。大雁、鹿皮、布帛都是不断演化的聘礼，后来出现了回礼，女方将聘礼中的物品退还一部分或馈赠自家的衣帽鞋袜作为回礼。
　　请期，男方自行择定正式迎娶日期后，上女方家征求意见，女方家长通常不会反对，俗称提日子、送日头、择日。礼品一般从简，略表心意而已。请期往往和纳征结合，过大礼时双方随同确定婚期。
　　亲迎，是六礼中最重要的环节，新郎披红佩花于正日子上门迎娶新娘的仪式，即婚礼。男方组成迎亲队伍，锣鼓喧天，花轿轻晃，喜字红透，协同新郎和媒人前往女方家门，迎得新娘归，踢轿门、跨火盆，拜天地，入洞房，揭盖头，喝喜酒，行合卺，闹洞房，祛祟驱邪，喜庆热闹。成亲仪式过后，新娘三朝回门，婚礼便落下了帷幕。
　　后世的汉式婚礼基本传承了古代六礼的程序，以其为根源范本，略有繁简差异，大致上都脱不开几大步骤：提亲，订婚，迎娶，成礼，回门，偶尔也会有个别多了退婚一项。传统婚俗实则一直都在悄然演变，形制并非泥古不化，仪式的“形”在蜕变，喜庆的“神”却恒存，时至今日，婚俗形制更是徘徊在传承与变革、回归与颠覆的边缘。伏羲氏最早以活雁为聘礼，周礼以其祥瑞沿袭贯穿婚仪，然而，一年四季皆有婚娶，却未必皆能捕到大雁，后人于是想到削木造雁的方法，以木雁灵活替代，相沿到现今，汉人以雁为礼早已泯灭不闻，皆以财帛牲畜之类替用，此等古礼遗存却只能在固守儒家文化的朝鲜族婚礼上才得以一见。从峨冠博带到长衫马褂，再到西装革履；从凤冠霞帔到束腰旗袍，再到垂地婚纱；从骑马坐轿到步行单车，再到宝马香车；从拜堂成亲到教堂行礼，再到各种稀奇古怪的个性婚礼，上下数千载，尤其近百年，中国式结婚历经了一个天翻地覆的变革轮回。
　　除了传统婚俗自身的与时俱进，近代以来剧烈而频繁的社会变革，加之人们有意识的移风易俗，使得中国婚俗一时间旧貌焕新颜，愈加自由奔放、个性鲜明。清末的西风东渐，使中西文明开始在碰撞中交融，接触西洋教育的新式知识分子，逐渐出现依照西方形制举行婚礼的，尽管在当时闭塞的社会环境中显得那么前卫与异类。民国时代，出于“欲改善今日国民之生活，自纠正其乱邪昏懦，陷溺沈迷之风始”的改革目的，国民政府有意识推动了“新生活运动”，与民众生活极为密切的婚俗自是不可避免受到影响，革除了传统的一些繁文缛节，添入了舶来的西式新风尚，不但推动了从马褂旗袍向西装婚纱的转变，而且引进了中国历史上首度出现的新式集体婚礼。
　　新中国成立之后，政府也提倡时代新风，传统婚俗被视为封建糟粕日渐式微，人们不再拘泥以往的婚礼仪式，婚事操办也极为简约质朴，穿着中山装、列宁服、绿军衣也能当结婚礼服，送一些手表、缝纫机之类的日常用品就是聘礼嫁妆。改革开放至今，时代新风荡涤，婚俗也走向个性化和多元化时代，回归古典的有之，完全西式的有之，中西结合的有之，于是城镇乡村之间，身着西装婚纱举行传统婚礼成了司空见惯的寻常事，集体婚礼、海底婚礼、旅游婚礼、太空婚礼、水上婚礼、地铁婚礼……缤纷多彩，不一而论，不怕你不想，就怕你想不到，各出奇招，尽显特异，想如何个结婚法，任由个人挑选决定。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婚礼形式，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婚礼形式，而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地方婚礼的变迁都深深镌刻着时代的烙印，绘成一轴华夏婚俗文化传承与变革的历史画卷。
　　言及中国的婚俗文化，通常指的是汉民族的传统婚俗，因其颇具东方久远韵味而成为典范和代表，但确切来说，应该包括的是汉族婚俗和少数民族婚俗，个中又涵盖了汉族各民系、各地方的婚俗，以及少数民族各支系、各地方的婚俗。以中国地域之辽阔，民族之众多，历史之久远，婚俗样式异常丰富多彩，大同又有小异，犹如缤纷万花筒，让人目不暇接。单是山西三晋大地，就有晋北、晋中、晋南婚俗各具特色；广东居南疆一隅，境内便有广府、潮州、客家三大汉族民系，三大地方婚俗各领风骚；苗族有花苗、素苗、长角苗等繁多分支，广播西南各地，出嫁或步行，或坐轿，或不落夫家，或短居娘家，婚俗随之各树一帜。
　　不论哪个民族亦或地方，概而言之，大抵婚恋皆可归纳为三大类型式。男女恋爱之风有开放型、保守型和介于开放与保守之间的固定型三种方式。开放型，即是人们常说的自由恋爱，男女青年有较大的社交权，允许在一定礼制上自由交往、选择爱人，合符人的纯真本性，在少数民族地区比较盛行，通常是以歌传情达意，汉族中的客家人也有对唱山歌抒发情思的旧习。保守型，则多是家长制下的包办婚姻，男女平常无从接触，完全听凭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实际上并不存在谈情说爱的过程，旧时多有先结婚后恋爱的笑谈，主要体现在深受理学道统控制的汉族婚姻上，一些少数民族，如裕固族、水族、彝族、朝鲜族等，也都曾经有过包办婚姻现象。固定型，介于开放型与保守型之间，平时男女青年交往并不自由，但会有一个特定的时间举行一些欢庆活动，趁着活动期间，男女青年允许自由挑选钟情的人。据《周礼•地官》记载：“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可见先秦时代汉族曾流行过此类由官媒组织的半自由风尚，但如今除了少数民族一些节庆活动近似此礼外，广大汉族地区早已湮灭不闻。
　　正式嫁娶婚姻方式也有三大类，女过男家、男过女家和分立成家。女过男家，是最为普遍的一种，把女子迎娶到男家举行成亲仪式，自父系氏族以来便形成，基本上任何民族与地区如无意外都采取这种方式。男过女家，从妻而居，改为妻姓，称为“入赘”，俗叫“倒插门”、“招女婿”，北疆的蒙古族、广西西北部的毛南族、宁明和龙州的壮族，都有当上门女婿的惯例，而总体看来，入赘多有不得已的苦衷，要么男方穷困不堪，要么女方人丁单薄。分立成家，既不到男方家、也不到女方家拜堂成亲，而是以婚礼为分水岭，一旦成亲更是如此，当子女成家立室，就拥有自己的新船，分出去自行过日子。除了这三种正常的婚姻形式之外，自古及今还出现一些较为特殊的婚姻形式，诸如买卖婚、交换婚、转房婚、童养婚、典妻婚、表亲婚、指腹婚以至抢婚、冥婚等等。
　　婚俗之所以如此引人注目，在乎其别具一格的浓郁特色，平淡无奇的婚俗是缺乏闪光点的，无法予人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结婚是大喜乐事，谁人都愿意添置众多的妆奁以示体面，但四川凉山傈僳族却一反常态，讲究“男不给聘礼，女不陪妆奁”；汉族各地婚礼中，新娘必须向男方家中尊长敬喜茶，受茶者要馈赠红包利市以作回礼，傈僳族新人也须向男方成员敬酒鞠躬，称为请拜，受拜的人喝了喜酒还需向簸箕丢请拜钱，二者可谓异曲同工。正如汉族上古婚俗以雁为礼一般，海南黎族不论提亲、送聘还是结婚，都必须以槟榔贯穿先行，咀嚼槟榔是百越遗风，而粤东的潮州婚俗中，新娘须向亲朋敬献槟榔（今以橄榄代替），谓之“请槟榔”，东西两地仪节遥相呼应。河南和东北的婚俗，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新郎上门迎娶必得捎上“离娘肉”，新娘抵达夫家门口不能随即下地，静候一番，称为“憋性子”，意在杀一杀新娘的任性脾气，而江西赣州的客家婚俗中也有此例，不过新娘是置身于竹篾编成的晒盘中“杀性子”的。
　　婚，本作昏，《释名•释亲属》说：“妇之父曰婚，言婿亲迎用昏，又恒以昏夜成礼也”，最早的婚礼是在黄昏日落之后举行的，而有些地方的侗族就有“夜婚”的传统，由男方派人手执松明火把深夜迎娶，无独有偶，河南南阳一带也曾风行过夜间操办的“悄婚”，尽管相传是为了躲避藩王的暴虐。贵州布依族男女虽然举行了婚礼，但是新娘“不落夫家”，回到娘家长住，依旧过着姑娘生活，与侗族婚俗相近，然而，侗族女子是有了孩子便回归夫家，布依族女子则乐不思蜀，于是他的丈夫便千方百计来偷袭，只要顺利将“假壳”戴到妻子的头上，那妻子就会乖乖就范从此永驻夫家了。除去常见的山区、陆地婚俗，江苏盱眙、周庄和浙江建德的水上婚礼显得别开生面，“抛新娘”去出嫁，“爬船篷”入洞房，看九姓渔民婚礼，委实教人忍俊不禁。哭嫁，当是中国式结婚的一大显著特色，不仅广府、客家等汉族民系，鄂西、陕南等汉族地区，而且云南德钦藏族、云南楚雄彝族、湖南新宁瑶族、湖南泸溪苗族、湖北长阳土家族、福建漳平畲族等少数民族也都有哭嫁这一婚俗现象，既是喜极而泣，也是感恩眷恋，诚如民谚所说“嫁不哭不发，喜不打不旺”。（文/陈伟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