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续20年，迁徙1800万人。人类史绝无仅有、空前绝后！
　　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起始时间有多种说法，其中有以1962年10月，国务院农林办第一次召开国营农、林、牧、渔场安置家居大中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汇报会，组建国务院农林办安置领导小组(后几经变动，最后成为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办公室)，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有组织、有计划地动员城镇知青下乡上山为肇始节点较为妥帖。
　　其中知青一代主体是指1947-1959年出生于城镇、并于1967年底至1979年初上山下乡的1647万多的人。12年里，他们构成同年龄约2,700多万城镇学生人口中的61％。是城镇同代人中的大部分。在1967年末至1972年的第一次上山下乡高潮中，715.68万知青去了农村，以年龄较小的初中生为主，包括大部分老三届初、高中生和69－72届的初中生。在1973－1977年的第二次高潮中，858.66万人去了农村，以文革中的高中生为主体。1978年和1979年接近尾声时，生于1950年代末的青年刚高中毕业，其中小部分人也去了农村，时间短、安置条件也好些。“下过乡”是这一代人共同拥有的经历。喝“狼奶”成长的他们有著过多的畸形政治理念，过少的正规基础教育。
　　文革前约有150万的知青，在1957－1966年间下了乡或去了建设兵团。
　　学者定宜庄、刘小萌认为知青运动根源于当时的经济矛盾：城市就业压力是这场运动的基本动因，这种压力的产生与日俱增，除了人口膨胀的因素外，主要是5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劳动管理制度、经济体制、经济结构中不断深化的矛盾紧紧纠结在一起。而法国汉学家潘鸣啸经过大量的考证后认为：把毛泽东发起上山下乡运动归结为主要是解决城市就业问题，这没有说服力。他研究了整个20世纪60-70年代的统计数字，发现虽然把城市青年和另外一些所谓闲散人员派到农村，但城市里的劳动力和人口、非农业人口并没有下降，除了1968年、1969年下降，从1970年以后没有下降过。明显的是知青下乡的同时，农村还是有劳动力继续进城。
　　早在1957年1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就指出：“总而言之，全国6亿人口，我们统统管着，......如城市青年，或者进学校，或者到农村去，或者到工厂去，或者到边疆去，总要有个安排......所有这些，都是统筹兼顾。” 研究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史的人，往往只注意到毛泽东1968年“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号召，而忽略了这句话，早在10年前毛泽东就明确提出“到农村去”“到边疆去”的号召，而问题的关键是全国人民都有国家“统统管着”。
　　这批知青中像邢燕子和侯隽那样被树立成立志典范的是极个别的，多是在没考上高中或大学而成为“社会青年”后被动员下去的。他们也接受了毛泽东的革命教育，且上山下乡时间更长、经历更苦，但他们与知青一代人没有相近的文革经历。当文革的知青一代随红卫兵运动狂热地从学校向社会革命造反，文革前的知青大批人则在造反要回城。这两部分知青也没有相似的下乡后心理经历。从招工、招生中，文革的知青一代还看得见回城的希望，因此“下放”对这一代的大部分来说有“下乡锻炼”的性质。但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文革前的知青鲜有正当途径回城，招工、招生不对他们开放。“下放”对他们来说更是一种“移民下乡”。文革的知青之所以成为一代人，还在于“下放”是他们共同没有选择的命运，但对文革前知青“下放”更是个体而非一代人的命运。
　　与下乡知青一代同龄的，还有更大数量的生于和成长于农村的回乡知青。自从1955年毛泽东把农村的“广阔天地”划给他们“大有作为”之后，“回乡”便成了他们没能考上初中、高中或大学之后的唯一出路。1958年的户籍制度和尔后的城市招工制度、粮油布棉的定量供给制度和旅店的身份证介绍信制度，更是堵死了农村青年合法滞留城市的所有可能性。毛泽东的指示和政府的政策人为地分割了中国的城市与农村，歧视了农村的青年，不公正地把他们的农家出身政策性地化为他们天生的缺陷，迫使他们以农村生活为永远的归宿。与下乡的知青一代相比，回乡知青有更多的艰辛与愤懑，但也有不同之处。对下乡知青来说，城市生活是他们理所当然预期的生活方式，下放使他们失去了应有的人生；但对於回乡知青，务农是他们被强加的命运，而城市生活是他们可望而不可即的梦。同样是在农村，回乡知青与下乡知青的心理创伤很不一样。
　　上千万知青命运开始时是类似的，但结局却迥异。突起的精英是少数，沉淀在社会底层，默默地承受改革阵痛，过着百味人生的才是大多数......
　　学者刘小萌认为：上山下乡运动，并没有使广大农村贫困落后的面貌得到改观，也没有使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壕沟有所填平，甚至连缓解城市就业压力的目标也随着下乡知青的大举返城而完全落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