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运动是19世纪末兴起于西方列强竞相瓜分的华东、华北等地，打出“扶清灭洋”口号，针对西方所有在华人士及中国基督徒所进行大规模群众暴力运动，也称“拳乱”、“庚子拳乱”、庚子事变。在义和团运动中，有240多名外国传教士及2万多名中国基督徒死亡；也有许多与教会无关的中国人被义和团杀害，数量远超被害教民，难以统计（单北京死于义和团手下的有十数万人）；死亡的义和团拳民、义和团支持者以及其他中国人也不计其数。
　　义和团，又称义和拳、义和团事件、拳民、“拳匪”等，义和团事件通常与八国联军攻打北京这两件事合在一起。 义和团原是长期流行在山东、直隶（今河北）一带的民间秘密会社组织。他们利用设立神坛、画符请神等方法秘密聚众，掺杂有大量教授信众“刀枪不入”的愚昧成分。最初义和拳同当时清朝大部份秘密团体一样，反对满族统治，以“反清复明”为口号，遭到镇压。随着中国近代史形势的发展，以帝国主义侵略为先导的西方势力的冲突代替华夷之辩满汉之争成为主要历史矛盾，义和团修改了反清仇满的态度，与他们并不热爱的慈禧太后结盟，以保卫没落的清朝为己任，抵抗西方，改名为“虎神营”，口号也改为“扶清灭洋”。鲁莽的农民与昏庸的官方的这一危机搭档很快便以前者被后者彻底出卖而作结。
　　义和团现象的复杂性在于：一方面表明了中华民族的生存危机已经到了空前极限，一方面又深化了这一危机，而在这一切的背后，它又的确促使中国问题出现了某种转机。以咒语、拳术和刀矛为武器的义和团运动，是一场民族仇恨的空前宣泄，其结果却是八国联军扫荡北京的浩劫。不过这场短暂的“拳乱”却为20世纪的中国社会留下了许多矛盾的伏笔。它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中国农民已经被导入20世纪的舞台，它不仅企图填补救国格局中的空白，甚至还盲目地追求充当主角——这是一种完全迥异以以往封闭国度中“农民起义”式的政治介入。而不管这一介入导致了多么危险的结果，它却是20世纪中国政治平民化的决定性的开端。同样地，这场以毁灭铁路、断电线、痛杀一切洋人为目标的狂飙运动也喻示着以后中国民众运动中普遍存在的“双面刃”特征：既伤害敌人，又伤害自己，合理的民族冲动中往往释放着对现代文明的反动。
　　义和团的失败，促使民间对政府的最后幻想完全破灭，人们开始相信：推翻一个政权，变换一种政体，可能比保卫一套现成的国家机器更是解决民族生存危机的出路。以偏激、盲动和鲁愚为特征的义和团运动，在一个失去激动的时代再造了激动，并以其破坏性的后果转化为20世纪中国历史进程中的革命、平民参与政治、非英雄史观以及对世界文明认同同等决定性变化的催化剂。与义和团的失败感同时弥漫开来的，其实是普遍的革命观念，是更换政体，重造历史的民众政治否定意识。